1978——1986模式萌芽

　　 温州的发展，在其起步阶段就像钟摆，在“吃饭”和“管制”之间摆来摆去。

　　 1978年 中国的命运在中国共产党的一次中央全会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次会议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使它在以后成了一个专用名词——“十一届三中全会”。它确定了中国已经长达28年高速成长史中的两个关键词：“改革”和“开放”。

　　 不过在这次会议的民间支持者温州地区，要迟到1979年才得到它的消息。这一年的2月1日，温州地委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此次会议的主题是“传达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统一认识，研究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但事实上，民间的萌芽早就开始了。当时在离温州市区40多公里的一个叫柳市的小镇上，已经活跃着近50家生产低压电器的家庭企业。柳市有一个叫郑元忠的小伙子当了两年低压电器供销员后就成了“万元户”。这种榜样的力量对于老百姓来说实在是太诱人了。当官方的桎梏开始松动时，民间的力量开始井喷了。还是在柳市，1981年柳市生产低压电器的家庭企业达到了300多家，3年后的1984年猛增至1000多家，从业人员超过5万人，供销人员多达1万多人。这一年，南存辉和胡成中也下海创办了“求精开关厂”，不过他们当时可不出名，资产只不过5万元，还算小字辈。 　

数以万计的温州供销大军从这个长途汽车站走向全国（1985年）

　　 这一切使温州看起来显得很“乱”。在1980年7月的一份关于个体工商户进行全面整顿登记发证工作的报告上，可以看到这样的“注意事项”：近年来个体工商业中出现了合伙经营、家庭经营、设铺面、带学徒等新情况，私人合资经营，既不属于个体经济，更不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要加以正确引导，逐步组织为街道集体企业。

　　 “乱”必然地带来“治”。1981年8月，温州的台风季节。刚刚到任的中共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出现在温州最繁华的五马街口。作为此前浙江最年轻的副省长，他到温州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治乱”，把温州“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资本主义尾巴”彻底割掉。袁决定迅速掀起一场运动，摧毁猖狂滋长的私有化“毒瘤”。

　　 1982年的春天，对于大多数的柳市人来说并不美好。当地“电器大王”、“邮电大王”、“目录大王”、“旧货大王”、“机电大王”等“八大王”被定以“投机倒把罪”，其中“电器大王”就是1978年柳市的万元户之一，郑元忠。

　　 此时的郑元忠已经先后办起了柳市五金制品厂、乐清胶木电器厂、乐清无线电元件厂，雪球越滚越大。几年时间，他赚了钱，盖起了四间砖瓦楼房。但新房没能住上多久，1982年春天郑元忠就偷偷告别父母妻儿，远走他乡。此时他的身份已经是全国通缉的“投机倒把罪犯”。但一年之后，自以为风头过去的郑元忠回家之后还是被投入了大牢。

　　 不过，地方政府似乎并不是全面收紧。在1982年，还是有一些微妙的现象值得注意。这一年，温州市首家股份合作企业苍南毛纺厂成立；这一年5月，温州市政府在批转《市劳动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打击犯罪和加强管理，决不能把发展中的集体经济和合法的个体经营也一起打掉”。看来，政府官员们只想把出头鸟们打掉。并不是想把个体户给整顿没了。对于他们来说，吃饭问题还是重要的。“八大王”被捕之后，温州主要经济指标一路下滑。1980年温州第二产业发展速度为31.5%，1981年为7.0%，1982年一下子下降为－1.7%，甚至比1981年倒退。

当年温州市区面积仅为11平方公里，这里曾是规划中的市中心（1985年）

　　 官员们不得不重视的是温州人多地少的现实，吃饭在一定程度上比政治重要，任何一个在温州工作过一段时间的官员都必须面对这个问题。就算下令抓捕“八大王”的袁芳烈也不例外。

　　 仅仅在半年之后，像是黑色幽默，一场被称为“红色会议”的表彰会在人们忐忑不安的心情中召开。那是1982年12月16日。新闻突然爆炸：市里要开专业户、重点户代表表彰大会。

　　 1200多位“复辟典型”、“尾巴”将要被市委奉为“座上宾”，将要与书记“平起平坐”？接到通知的代表们都难以置信。有的甚至认为这是“鸿门宴”，挥泪作别家人做好了入狱的准备。

　　 但在那天，温州市人民大会堂济济一堂，35位代表分别在会上介绍了经验，畅谈了“致富之路”；市委市府的各套班子领导还给171户代表授奖表彰，如此这般大张旗鼓地让他们在会上唱主角，甚为少见。

　　 在上台介绍经验的代表中不得不提当时最大的林业专业户周人正，那年35岁的周人正承包了2000亩的荒山，忙时雇工100多人，平时雇工也达到40多人。马克思的《资本论》定义说：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在周人正上台演讲的当天，作为温州市委机关报的《温州日报》在一版和二版分别刊登了关于他的事迹的消息和通讯报道。这天的《温州日报》载入温州的发展史，因为这一篇报道“炸”了雇工以8人为限的禁区，也把发展生产力的一大禁锢给突破了。

　　 大会的另一个细节是，会议结束后，代表们要求市委把袁书记的讲话和市委的十条规定，每人发一本带回去，作为凭据。

　　 当郑元忠在牢里熬到第186天时，时间到了1984年的春天，也就是南存辉开始办厂的那一年，他获得了自由：“八大王”平反了。走出阴暗的监狱，阳光耀眼，郑元忠身上的细胞又开始活跃。

　　 后来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位置上离休的袁芳烈到温州，推辞了许多应酬，专门安排了3个小时会见已成为“温州改革开放十大风云人物”的郑元忠。他对郑说，十几年前你是轰动全国的温州“八大王”，是我亲笔批文抓的典型案件，也是我亲自为你们平反的。你们给我们上了改革最初的最深刻的一课。今天看到你们发展了，我们高兴。

　　 更有意思的是，从此之后，无论是袁还是他的继任者，来到温州之后，对当地的个体私营经济，都经历了一个从主动打击到被动接受再到主动保护的改造过程。这暗合了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的观点：从地方保护出发，民营化的进程不可避免。

　　 相对于头上有乌纱之忧的官员，媒体看来对温州的这种发展方向更为看好。在这一阶段里，已经有人清晰地提出了“温州模式”。1985年5月，《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登《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称，“温州家庭工业所走的发展之路，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温州模式’。”而到了1986年7月，《人民日报》刊登专稿肯定温州发展家庭工商业的基本经验，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惟实”才有发展——温州发展家庭工商业的启示》。 （浙江市场导报　撰稿：陶魏斌 万晓玲）

　　 温州的第一

　　 1.1956年4月29日，永嘉县农业书记李云河成为第一个包产到户的实践者。

　　 2.1979年11月30日，鹿城章华妹小百货店，是全国第一家个体工商户。

　　 3.1984年8月，第一座农民城苍南龙港镇成立，筹资1.2亿元。

　　 4.1984年，温州平阳毛纺厂成立全国第一家私营业工会。

　　 5.1990年，第一家规范的股份合作制私营企业是苍南县桥墩门啤酒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