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丰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

▲艾丰给本报的题词

　　4月21日，北京建外SOHO，在这个被媒体称为“北京最时尚的生活橱窗”的地方，我们拜访了艾丰。

　　按下门铃之前，我们稍有迟疑，见面要如何称呼艾丰？这个小问题有点犯难。

　　对于我们来说，艾丰是老前辈，是一名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活跃于新闻战线的卓有成就的“性格记者”。他历任《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编委和《经济日报》总编辑，亲历众多重要的经济事件，写出过多篇对中国经济社会有深远影响的报道。

　　对于更多的人来说，今天的艾丰是著名经济学家，很多企业包括温州的企业都获益于他的战略咨询。他策划、推动过“中国质量万里行”，倡导名牌战略，被誉为“中国名牌之父”，现任中国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院院长。

　　任何职务上的称谓都有所偏颇，我们于是尊称艾丰为“老师”。

　　中宣部原常务副部长徐惟诚在新出版的《艾丰评传》序言中称：“艾丰给人的印象之一是比较胆大，要说新话、做新事，没有一点胆量是不行的。”

　　大胆说新话、大胆做新事——这也正是“敢为天下先”的重要内涵。我们打趣说：“艾丰老师，您的性格与咱们温州人的性格非常相似。”艾丰爽朗地大笑：“哈哈，不错，我与温州有缘！”

　　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沐着春日的阳光，七十周岁的艾丰与温州来的晚辈一边喝茶，一边畅谈温州人、温州事。

　　谈温州首创“包产到户”，艾丰说——

　　“他们坚持真理的精神状态，让我钦佩。”

　　艾丰第一次来温州是在1984年，“目标很明确，因为有人给我推荐了一个题材：全国第一个搞‘包产到户’的不是在安徽，是在温州，而且很成功——这样我就去了。”

　　去了以后便采访，第一个感觉是“非常惊讶”，艾丰回忆道。

　　首创“包产到户”的主要是两个人，一个是永嘉县原县委书记李云河，一个是永嘉县原县委办公室主任戴洁天。由于“包产到户”引发争论，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他们被定为右派、反革命，遭受劫难。“尽管受罪很多，但是有一条，当时他们确信‘包产到户’是正确的，即使打成了右派也仍然坚信：总有一天，人们会认识到这是正确的。”艾丰说。

　　因此，当艾丰作为人民日报社记者去采访时，李云河、戴洁天小心翼翼拿出了用塑料布包着的、深埋在地下的原始文件。“我一看，非常吃惊。为什么呢？从他们出台这个文件的1956年到我采访时的1984年，其间将近30年了，文件中使用的概念仍然如此准确。我当即就对他们说，‘你们这个文件要是在今天发表不需要改一个字’。”

　　艾丰至今清晰地记得文件的标题《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他们是怎样把生产责任制落实到户的》。“注意到没有？最重要的是这个副标题，它明确指出了他们其实搞的是生产责任制，而不是人们所认为的分田单干。说明他们当时在理论上是非常清晰的。”回忆往事，艾丰有些激动，“经过这么多曲折，他们还是如此坚信自己的做法，非常难得。他们坚持真理的精神状态，让我钦佩。”

　　艾丰决定把他们的事迹写成报告文学。他告诉我们，这篇文章，是他记者生涯中写得最吃力的一篇文章，从开始动笔到完全写成，花了一个月时间。“我一共写了四遍。第一遍1.8万字，太长，推倒重写；第二遍1.4万字，还是不满意，再重写……直到第四遍，1万字，感觉可以了。”艾丰说，每次重写都不是一般的修改，而是从头写起。为什么花这么大的力气呢？“因为我觉得一定要写好它，要从历史的源头和发展过程上，印证中国农民这一伟大创造的生命力。”

　　文章写成后等待刊发，艾丰又等了整整29天。当时人民日报的版面非常紧，1万字意味着要占掉一整个版，夜班编辑建议删短点发，但艾丰不舍得，他宁愿等。终于，这篇题为《已是山花烂漫时》的报告文学全文在人民日报二版整版刊发出来了。

　　“采写这篇文章对我的影响很大，除了作为新闻作品本身的意义以外，它更启迪了我如何做人做事、如何对待社会发展、如何坚持真理。”吐一口烟，艾丰感慨万千。

　　谈温州质量立市，艾丰说——

　　“温州是从假冒中摆脱出来的最自觉的城市。”

　　之后，艾丰与温州的再一次深度接触，是温州引起全国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假冒伪劣。

　　1992年，艾丰发起和组织指挥“中国质量万里行”大型社会活动，“那时候假冒伪劣最出名的一个地方就是温州，案例非常多，全国都知道。”“万里行”活动就把温州作为了重点。艾丰说，“这是打假的开始，但我对温州比较佩服的是后来，因为温州是从假冒中摆脱出来的最自觉的城市。”

　　如何打假，艾丰有一个观点：假冒伪劣最大的保护伞是地方保护主义，所以一定要狠批地方保护主义。当时担任“万里行”活动名誉顾问的薄一波同志说：“你说得对，但是不全面，还要注意协调地方利益。”怎样协调地方利益？经过反复考虑，艾丰认为提倡地方实施名牌战略，可能是最有效的办法。因为地方要创名牌，第一个敌人就是假冒伪劣，地方政府就会自动地积极打假。

　　“第一个接受我这个思想的，就是温州。”艾丰说，1994年，温州市在全国首次明确提出“质量立市，名牌兴业”。十多年时间过去了，从温州现有的中国名牌总数不难看出，这个战略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当时的温州市一位领导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算了一笔账，可能要经济损失30个亿，但我们觉得值得，这30个亿我们认了！”艾丰赞道：“所以说啊，温州人很聪明，温州人的胆来源于识。”温州今天这么多的名牌，绝不是偶然的，如果当时这个点没有拐过来，没有及时走出这个由懵懵懂懂到比较自觉的过程，温州今天的发展肯定就落后于人——艾丰一针见血地断言。

　　谈经济发展观点，艾丰说——

　　“我的命题是‘文化决定经济’，例证就是温州。”

　　作为经济学家，近几年，艾丰经常应邀参加各种论坛并发表演说，这些演说和报告中，艾丰时常谈到温州。

　　“您如此关心温州，那么您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温州发展最值得总结的经验是什么？”我们问。

　　艾丰答，温州的经济发展，第一得益于她没有包袱，轻装上阵，旧体制的东西很少，一上来就是市场经济模式了；第二，温州的经济发展得益于温州文化。

　　“马克思说过，经济决定文化，而我说，在某种程度上，文化决定经济。”艾丰说，从纯经济的角度看，温州不可能发展，因为她资源稀缺、外来投资很少、交通闭塞，这都是弱项，但温州偏偏就发展起来了。温州人如今投资到了全中国，甚至全世界，靠的什么？是老百姓融在血液里的文化。一靠“千辛万苦”能吃苦，二靠“千方百计”脑子活。再有，就是团队精神，如今温州商会各个城市都有，都是他们自己组织的，这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是一个团队的力量。还有最后一个原因，是温州人把孔孟之道拿来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口碑好，容易打开局面。

　　艾丰认为，这些就是温州的文化，“讲文化，不必要讲的多么玄乎，文化就是融在人们血液中的这些自然而然的行为准则，温州人靠这种独特的地方文化为自己的经济发展赢得了后天优势。

　　“我现在在外讲课时常说，我的命题是‘文化决定经济’，例证就是温州。讲了以后，大家还都很服气。”艾丰平静地微笑着。

　　谈制造和品牌，艾丰说——

　　“温州要‘找别人写文章署自己的名字’！”

　　在2004年温州举办的一次“中国服装业创造之路”高层论坛上，艾丰曾经如此评价温州商人：“温商已经形成体系，与晋商、徽商一样重要，而且温商影响巨大，他们注定会在中国创造上冒尖。”

　　从制造到创造，是企业发展的必然方向，为此，温商已经迈开自主创新的脚步。今年1月，《经济日报》刊发了“自主创新·脱颖而出看正泰”系列报道，以温企正泰集团为例，写“温州制造如何走向世界品牌”。

　　谈到制造和品牌的话题，艾丰思维更加活跃起来。他说，制造和品牌存在三种关系，这三种关系也可以用写文章的方式来做个比喻。第一种，制造是你，品牌也是你，就如同自己写文章署自己的名字；第二种，制造是你，品牌是人家，即OEM方式，就如自己写文章署别人的名字；第三种，你出题目找别人写，然后署上你自己的名字，这就等于让别人给你做贴牌加工。

　　“温州企业要提升，这三种方式都有存在的必要，都要并用。自主创新如果走在别人前面了，就更有机会用好第三种方式。温州要‘找别人写文章署自己的名字’！”艾丰大手一挥，说道。

　　谈笑风生中，三个小时的拜访很快接近尾声了，我们请艾丰给本报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型系列报道题词，艾丰提笔写下——“敢为天下先的温州人永争天下先”。他说，今天的温州不仅仅是温州的温州，更是中国的温州、走向世界的温州，“今后恐怕要按照这种思维去研究温州经济的发展了。”艾丰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