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温州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浙南大地上农村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到1984年底，经济学界有人提出“温州模式”的概念，此后，“温州模式”成为来温考察专家的口头禅，但在当时，由于“温州模式”冲破了一些传统理论、现行体制、具体政策的限制，对农村改革进行了大胆探索，就像一个来路不正的“野孩子”，横冲直撞，也激起了不少保守型学者、官员的非议，当年最著名的一个争论焦点就是“温州模式”姓“资”还是姓“社”？

　　在这种气氛下，1986年2月底，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资深经济学家袁恩桢率领研究所的经济学者，组成十人课题团队，来到温州，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充分调查，从城市到农村，接触了各个领域的大量新人奇事，然后又经过数月的构思、讨论与写作。该书呈现出体系严谨的学术特色，共分13章，十位学者分工撰写，从温州是一座历史名城开始写起，追述了它的历史文化与新中国成立后“左”的错误导致温州经济发展被严重阻碍的曲折过程。

　　在描述了背景之后，该书分章阐述了“温州模式”的内涵、条件、影响，概括其内涵最大特点就是家庭工业与专业市场，评说“温州模式”具有开放性，属于商品经济的初级形式，性质是社会主义的，而对敏感的雇工经营是否将形成私营企业的问题，也做了前瞻性判断。

　　在“温州模式的影响”里，该书相当到位地分析温州模式带来的社会各方面变化，首先是产业结构的变化，工业比重上升，农业比重下降，但传统上隶属农业的副业则异军突起，此外，建筑业与交通业迅猛发展，旅游业与饮食服务业方兴未艾。

　　其次是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个体经济独领风骚。再次是分配结构的变化，农民富了，个人收入差距拉开。还有城乡关系产生了新格局，尤其以农村集镇的日新月异格外引人注目，其中既有平地拔起的新集镇，也有焕发第二春的老集镇，它们是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的主要生存基地，是广大农村的“明珠”与“龙头”。该书特别开辟一章，描写了苍南龙港这座农民城，后者的兴起速度典型地代表了温州集镇的变化，如为了拆迁旧村，打造新镇，鼓励农民进城定居，把原来的进城要通过县机关八大部门的八颗大印捆绑在一起盖，1984年7月，短短十来天时间就办理了2000多户农民与700多户干部的申请，其速度与著名的“深圳速度”可以相媲美。

　　作为一部理论专著，洪振宁认为：“当时温州模式是否是私有化，改革方向是否偏离，是否改到对岸去了，当时的理论问题就是姓资姓社的大是大非的争论，在这种情况下，出了这样一本站得住脚的理论总结，显得特别重要。该书的意义在于，它在理论上进行了系统总结概述，与当时其他报刊文章共同发挥作用，推进了温州的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