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推行利率改革时的金乡信用社。

▲陈礼铨说，没想到自己当年对利率的浮动，让他在1981年荣获了全国金融红旗手称号。

        谁也不曾想到，当年的一小步，会成就今后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一大步。

　　在温州，任何奇迹的发生，首先源于创新和务实。

　　苍南县金乡镇，这座迄今已有621年历史的古镇，曾是抗倭的军事重镇。在1980年，谁也没有想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村金融改革，会从这座浙南小镇拉开帷幕。

　　（一）

　　初夏六月，金乡镇。

　　苍南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金乡信用社，全社存款已有五亿多元，虽是当地最大的金融机构，但放眼全中国，这只是一家小机构。

　　可这家小机构，曾在二十八年前，首开中国利率改革之先河。

　　今年83岁的陈礼铨，身体硬朗，思路清晰。记者到陈老家采访时，他说前几天刚有家报社的记者来采访过他。我们告诉他，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当年他主政金乡信用社时搞的浮动利率改革，是一个中国金融改革史的里程碑，过后还会有更多的记者要来。

　　老人伸出了手指，指了指头上，风趣地说，在当年，敢动利率，这可是“触犯政策红线”的事，是随时有可能掉“乌纱帽”的。

　　记忆的日历翻回到1980年。

　　一天晚上，金乡信用社主任陈礼铨又把近来碰到的新情况梳理了一下，越想越觉得不能再老路走下去了——改革开放春风一吹，金乡个体户更是如雨后春笋，全乡几千户都投入了办厂搞推销，资金的需求量直线似的往上冒，可信用社因为拉不到存款，根本满足不了群众的资金需求，只能看着农民兄弟转向民间借贷，月息高达五六分。

　　此时的金乡信用社承担农业贷款与农民生活贷款，春放秋收，可却连年亏损。“能不能以信用社名义提高利率，抢占民间借贷市场呢？”陈礼铨动起了利率的主意。可利率作为当时国家管制最严格的物价，除了央行，谁敢动这个？

　　其实，1979年冬，陈礼铨已经偷偷地打过改利率的主意了。1979年冬，陈礼铨通过市场考察，在国家基准利率月息6厘基础上，设立信用社专项贷款利率，即存款月息提高到1分，贷款月息提高到1分5厘，在小范围内试验了一下。

　　“所以真正的改革是在1979年冬就开始了，只是当时我们信用社只有3个人，都没声张罢了。”陈礼铨笑着说。到了1980年，金乡的商品生产发展很快，信用社再偷偷摸摸下去，看来是不行了。

　　陈礼铨决定放手试一试。他先找镇委书记谈了自己的想法，没想到书记当场表态：可以试一下，有问题找镇委承担责任。他又向主管领导——农行金乡营业所主任陈岳清汇报，也得到了支持：试一下总不会错。陈礼铨还私下找过小学同学、时任平阳县县委书记的卢声亮（当时金乡隶属平阳县——编者注），也得到了支持。

　　于是，当年53岁的他，拿出了自己308元的积蓄，在乡党委的同意下把信用社迁出镇政府，在乡繁华地段租了118平方米的两间店面营业。1980年10月，信用社找了几个乡里的专业户宣布——

　　存息：存期一年，月息上浮至一分；

　　贷息：月息上浮至一分五。

　　全社对利率浮动都不声张，但大家积极拉存款，找放贷，不久在金乡个体户中逐渐传开。那时银行规定的一年存息是四厘二。这下，原来门可罗雀的信用社，竟一下子变得门庭若市。到了年底，不过两三个月，就吸收了浮动利率存款12.5万元。

　　此时的改革，还是处于“地下”。

　　（二）

　　浮动利率，是个禁区。

　　谁闯进了这个禁区，自然会成为“出头鸟”。

　　到了1981年，信息急速传到了上级行。县、市行默许金乡信用社再试验一段时间。但更高的上级行却不肯了，传下话来叫停办——利率是国家统一的，谁也不准动，谁动就犯错误。

　　陈礼铨说，犯错误谁不怕，可事情已经欲罢不能了，群众天天送钱来存，高出的贷款也天天有人来要，摆在前面的局面是：送来的钱可以不要，可贷款不给不行。

　　又是个难题。

　　怎么解？陈礼铨说，幸好当时交通、通信没如今这么发达，他们只得用了个违心的土办法：对上说，已停办；对下说，照样办。

　　业务发展太快，仅三个人的金乡信用社利润就有110万元了，买了北门的地基又盖了五间房子，扩大营业场地。到了1981年秋，知道“纸包不住火”的陈礼铨，找了另一位利率改革“推手”陈岳清，联名给县、市、省和中央写了报告，要求批准信用社实行浮动利率。他们在这个报告中写道：

　　供销社有议价商品，粮食局有议价粮食，信用社搞议价利率有何不可？

　　这一问问得好！报告送到了省分行，省分行又送到农总行。随后，农总行派政策研究室主任丁非皆专门率队来金乡调研。经过半个多月调研，调查组觉得这事和法规相抵触，但又合情合理。“老陈，你就先试试吧。全国放在你们金乡试点，搞好了全国推广，搞不好就你们一家。”丁非皆对陈礼铨说。

　　丁非皆还写下了“在国家计划调节下，引导市场调节融通资金”18个字。有了这18字，陈礼铨和陈岳清等人吃了定心丸。

　　1981年10月，金乡信用社正式贴出浮动利率公告。 陈礼铨把乡里的专业户找来，开了个协储员会议，向他们大张旗鼓地宣传出去。之后，他又找了资金短缺大户开座谈会，先问一分五利息的贷款要不要，大家都说要。

　　陈礼铨说，当时农民兄弟刚刚富起来，都怕露富，信用社还作出了储蓄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决定：不愿到信用社来存款的，信用社可以派人上门办理；储户不愿写名字的，可以用代号代替；怕来取息给人看到的，信用社可派人按时送上门。

　　如此一来，浮动利率成了一块磁铁石，一下子把民间的闲散资金吸引了过来。信用社两年放出的贷款就高达410万元，而之前26年全社才累计贷款40万元。群众有了钱，生产也扩大了。当年金乡的金星村，全村产值三年之内从过去的13万元跳到了326万元，人均收入从70元翻到了672元。

　　浮动利率初试成功，陈礼铨当选为全国先进工作者、金融红旗手。此项改革引起了全国金融界人士的高度关注，信用社也顺利摘掉了戴了几十年的亏损帽子，一下子成了明星信用社。

　　（三）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到了1983年，正当农行打算把浮动利率的做法推广时，改革又出了波折。鳌江镇的一家信用社，把实行浮动利率的告示贴出去了，甚至还贴到当地工行储蓄所的门口。拿着钱来存的储户一看，信用社的利息比工行高，转身就去了信用社。对方的储蓄少了，自然不干，拍了照片，把“状”告到了省人民银行。

　　省人行一位领导看了说：什么议价存款，这不是胡闹吗，扰乱金融秩序！

　　上级农行来责问县农行：叫你们不要扩大，你们不听，你们看，这下问题就来了。

　　上面派人来到金乡。来人一到就责问：你们的浮动利率，把城镇储蓄都搞下来了。(下转第2版）

此时，曾是金乡信用社信贷员的陈加渠，接替陈礼铨刚出任主任。32岁的他也有敢于担当风险的勇气，对调查组的提问均做出了实事求是的回答，调查组掌握了情况回去了。

　　由于这个风波，上面看到信用社纷纷效仿，怕出问题，开始出现了停办浮动利率的声音。

　　省人民银行把意见传给了温州市委、市政府。为了知道真实的情况，当时的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特地带着市农行行长去调研。看到了实际成效后，袁芳烈说，这个办法很好，对温州农村经济发展大有好处。行长觉得不好办，说上面有精神要取消。袁芳烈笑着说：“我的行长同志，你不要去讲推广嘛，你就说试点，试点总可以吧？到处搞试点，目的不是达到了吗？”

　　现在还是金乡信用社党支部书记的陈加渠向我们回忆：1984年3月，市农行行长专门来金乡为浮动利率改革和内部管理机制改革开过现场会。当时，陈加渠请行长去的第一站就是金星村，并找了一批专业户举行座谈会。

　　“假如银行不搞浮动利率，你们怎么办？”行长问。

　　陈加渠说，当时群众的回答，还让他吓了一跳，“搞不搞浮动利率是你们银行的事。你们不搞，我们商品生产还是照样要搞的，只不过我们向社会借罢了，利息高点。”专业户的回答是实在。

　　出人意料。1984年3月，市农行同意在金乡、宜山、钱库、灵溪、桥墩5家农村信用社推行利率浮动试点工作，扩大试点。袁芳烈还专门在一份试行浮动利率的报告上批示：“很好，有独创精神，可在大范围内试点。”

　　质疑浮动利率改革的杂音最终都在事实前逐渐平息。

　　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规定了允许农村信用社实行利率浮动；

　　1986年5月，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到温州考察，听取浮动利率改革的专题汇报后，充分肯定这一创举“有利于促进农村商品生产健康发展”。6月，全市已有381个信用社实行浮动利率。

　　那一年，从金乡出发，农总行决定在全国农村信用社普遍实行浮动利率。

　　1987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决定批准率先在温州施行利率改革，农村金融改革号角正式吹响。